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小农问题。改革开放40年了,小农问题还没有真正破题。振兴乡村,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小农的全面小康。如何实现呢?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强者恒强,这是千真万确的硬道理。我国是小农为主体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选择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国策,扶持小农也必然是基本国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防止出现千千万万的小农掉队或返贫,一直是党和国家最重大的任务,党和政府为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一 、消灭小农论---以“消灭小农”实现“富裕农民”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外学界非常普遍的观点认为,当中国参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在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工业化、城市化就会基本完成,农村户籍人口将下降到15%以下,农民问题(包括小农破产贫困问题)也就在“消灭小农”的过程中得以解决。
上述观点的依据是全球先发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经验”——据说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全球化后,无一例外的在人均GDP得到4500美元时解决了农民问题。
是的,当中国的GDP达到人均4500美元的时候,(假设--编者注)中国农村只剩下2亿农民(不再是小农)了,农民(贫困)问题应该就不是问题了。这确确实实是令人信服的“普遍经验”。
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经验”真的在中国能够应验吗?
非常遗憾!
中国在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后,经济确确实实经历了数十年高速增长,人均GDP由数百美元增长到了现在的8000-10000美元,但是,中国农村户籍人口的数量依然还有9亿多,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增加了2亿。在GDP达到人均8000美元的时候,中国的实际城市化率不到50%。
实践证明:中国不是一般的特殊!
中国为什么特殊?
笔者曾发明“中国拐点”一词来解释“中国特殊性”:当中国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时,全球一般制造业便出现了“中国拐点”——即: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在亚洲 “四小龙”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时,一般性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当中国承接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元了。
所以,中国在承接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后只制造出了两亿多“农民工”及更多的留守老人和儿童,这是因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支付不起其家庭“市民化”的高额成本。
我们应该庆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小农在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和过程中告别了脱贫、甚至实现了小康,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了不起的成就。但是, 我国加入到市场化、全球化行列,人均GDP虽然达到了近万美元,却依然还有9亿多户籍小农,这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和顶层设计者们不曾预见到的!我们必须坦诚的面对一个基本事实:改革开放初期所设定的通过实施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城市化战略以“消灭小农”、实现“富裕农民”(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没有实现。
(下一篇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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