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北京南锣鼓巷的牌坊。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世界城市已经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必须肯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显著提高。国家地位的迅速上升和影响力的释放，必然要求中国建设世界城市。以建设世界城市为龙头带动区域繁荣和国家发展，是中国利用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撑，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香港、上海、北京三个世界城市的崛起，将带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都市圈的繁荣，推进世界城市区域体系的形成，从而引领和推动中国在世界的加速崛起。这是国家战略布局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家首都的独特优势。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必须上升为国家战略。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必须依赖于中国的加速崛起，必须依赖于中央的政策，必须依赖于北京与中央部委、军队、央企、院校的合作，必须依赖于周边腹地的繁荣，必须依赖于全国的支持。这“六个依赖”不仅是北京的事，也是国家和全国的事。另一方面，要发挥好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政治优势，把这种优势变成建设世界城市的强大推动力；发挥好北京作为文化名城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这种优势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要看能不能把古都风貌保护提升到世界城市建设的战略地位，能不能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世界城市建设的战略性产业，能不能把国际文化交流作为世界城市建设的战略核心，能不能把世界级的文化地标作为世界城市建设的战略制高点；发挥好北京奥运城市的品牌优势。“人文、科技、绿色”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灵魂，也是我们建设世界城市独特的财富和优势。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要尊重规律，借鉴国际经验，更要创新和超越。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世界城市尚无先例，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城市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不同，这必然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立足首都优势，立足国际规律，必须创新和超越。这种创新和超越体现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更加强调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以良好的制度优势、功能优势、社会优势、创新优势、生态优势和文化优势引领世界城市发展潮流、推动全球文明的进步。所谓时代特征就是抓住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机遇，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最大程度地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最大程度地整合和配置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世界城市；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在发展价值理念上体现社会和谐、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在发展空间格局上构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世界城市区域体系，以京津为核心，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和环渤海都市圈的加速崛起；所谓首都特点，就是深化“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进一步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推动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的步伐。

　　让北京成为古都文化和中华文化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

　　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灵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世界城市的文化彰显出的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质风貌，其自身能级和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所在国家的竞争力。世界公认的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反映的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代表着西方国家身份和民族形象。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建设世界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前沿，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利用我们所具有的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文化资源优势，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在突出位置，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充分凸显东方文明的神韵，把文化建设放在全球化的坐标中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从而制定相应的文化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特殊的魅力、自发的吸引力和强大的影响力。

　　重塑古都文化、人文北京之神韵，重在加强对古都风貌的整体保护。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北京是六朝古都，具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历史上曾作为世界性城市蜚声海外，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长城、故宫、周口店遗址、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等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更具有全球影响力。作为中国首都，北京承载着新中国宝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史实，这是北京取之不尽的文化历史财富。作为奥运城市，“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大战略全面集中地反映了世界发展潮流的先进理念，正在成为北京现代文化的基础。这些潜在和现实的资源，正是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宝贵财富。重塑古都文化、人文北京之神韵要把加强对古都风貌的整体保护作为重要任务。一是提高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水平，把旧城风貌保护放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切实保护、挖掘、传承和利用好首都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文化街区；二是加强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特别对中轴线的重要文物建筑、景观节点及时开展保护、修缮、修复工作，加强对影响景观风貌建筑的搬迁整治；三是加强北京文物保护，改变重地上、轻地下的现状，加快对地下文物保护的立法。

　　以中国元素为核心构建开放多元的文化体系，让古都文化和中华文化绽放现代异彩。全球化、一体化进程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世界城市作为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日益成为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和多元文化交融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相互连接的利益关系，世界各国、各个城市之间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等严峻挑战。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跨界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实现这种跨界合作，就必须建立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方式。北京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过程中，应汲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展示日新月异的城市新文化，让世界领略到中国文化的恒久魅力。文化建设不仅要满足本地居民的需要，更要适应和引导更广阔区域内的人群需要，建立一种多元复合、兼容并包、交流发展的文化体系。通过民族性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形成核心价值，引领世界潮流。在这种多元文化体系背后，还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着力培育文化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规则建立和政策制定方面，丰富、加大国际文化交流的内涵与力度，使之成为世界城市文化功能的重要支撑。

　　社会服务管理创新贯穿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始终

　　社会分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共性现象与重大挑战。观察世界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其共性现象是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社会分化，二是生态环境恶化。这些西方国家都是走“先分化后治理，先恶化后治理”的路子。我们是继续走西方国家的老路，还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模式，这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必须面对并且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社会课题。

　　世界城市作为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这个高端的本质就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不断地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增加人的生活福利，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是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指导思想和终极价值。必须从“人”入手，更加重视人的尊严、社会公正、和谐均衡的发展理念。社会建设就是争取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来建设世界城市，又以世界城市的成果促进社会建设，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这才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

　　把社会建设放在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国家，特别是在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分化的风险。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推进世界城市建设，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一是新的社会需求不断增加。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必然对世界城市建设提出挑战，对传统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二是新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高房价、征地拆迁、国有企业改制、物业纠纷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多变的问题、困难和矛盾；三是新的社会现象快速涌现。比如，政府的社会管控领域不断扩大，但对新技术、新媒体、新舆论的冲击却有点无所适从；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但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却难以改变；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机构不断扩张，但社区自治功能却有所减弱；“三全两信”问题更加突出，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网络安全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政府公信弱化、社会诚信缺失成为制约社会进步的最具紧迫性和现实性的问题。

　　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更加重视社会服务与管理创新是推动世界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构建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特色之所在。社会公正就是“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一句话，就是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特别是要把特权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的成果让更多的人共享。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会建设推动政府转型。从发展趋势看，这种转型有三个基本导向：一是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就是从一个好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好的治理模式；二是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就是把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工作放在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公正上去；三是从“大政府”向“大社会”转变，就是依法限制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公众的参与。这三个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互动的过程。温家宝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我们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全面改革，使整个体制更加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段话的核心，就是要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而社会改革的重点，就是构建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以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要求。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关键。

　科学疏解城市功能，率先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

资料图片：位于北京ＣＢＤ地区的京城第一高楼和央视新址“大裤衩”。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必由之路。人口膨胀是世界性难题。中国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提升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的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也预示着中国城市正在进入“大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更加复杂和不确定性因素给城市发展带来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人口无序集聚，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和城市老龄化特征明显；交通拥堵严重，公共交通严重滞后于城市实有人口规模；能源资源紧张，大大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掠夺性开发、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及水质下降现象日益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功能被弱化，并且正在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非传统危机、人为制造的危机及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正成为城市安全稳定的主要威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有效预防潜在风险，成为未来城市的当务之急。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从“两型”社会向“三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是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通过科学疏解城市功能实现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北京是一座开放的、复杂的巨型城市。人口多，规模大，成份复杂，人户分离程度高、外来人口“倒挂”现象严重，“同心圆”的空间结构和“单中心”城市功能特征明显。常住人口、老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外来人口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将长期不会改变，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等问题相互交织，统筹人口各要素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关键是进一步明确首都的城市定位，科学疏解城市功能，更加重视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比如，要更加突出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和地位，弱化经济功能；更加重视城市副中心建设和周边区域的合作，通过输出和转移产业从而带动功能和人口从中心城向新城和周边转移；更加创新“以业管人”、“以房管人”、“以财管人”和“以证管人”相结合的社会服务管理模式，进一步深化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等。特别强调的是，首都的人口规模需要科学的预测和合理的预期，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的减少。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需要更加理性。

　　把加快轨道交通建设作为治理交通拥堵和有效疏解人口的根本的关键性的重要突破口。衡量一个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标志，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个现代化、立体化的交通体系。交通体系的核心是有没有一个发达的现代公共交通体系。现代公共交通体系的核心是有没有一个轨道交通体系。换一句话说，一个城市轨道交通搞得好，这个城市一定不会交通拥堵。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北京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滞后和落后。

　　这里的滞后，是指北京在轨道交通建设上错过了最黄金的历史机遇期。比如，从1969年到1999年这30年，轨道交通建设总长度为30公里，平均每年建1公里；从1999年到2008年这近10年，新建146公里，平均每年建15公里；从2008年到2015年，按照规划建到总长度561公里，平均每年建52公里。更进一步说，即使到2015年，这561公里的建设规模与人口规模、建设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相比也是严重滞后的。

　　这里的落后，是指轨道交通建设体系不健全、功能不到位。看轨道交通，关键要看功能。看功能关键看三点，一是看线，二是看网，三是看城。轨道交通建设关键在于延长线，核心在于完善网，根本在于强化城。换句话说，轨道交通不仅仅在于总长度和公里数，而且在于轨道交通的客运载承量、占公共交通的比例以及公众选择轨道交通的出行比例等。另一方面，轨道交通只有形成网，才有效率。这个网既包括地铁、高铁、市郊快铁的良性衔接，也包括轨道交通内部的网络体系、车站布局、换乘枢纽、设施配套、运行管理的协调互动，还包括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公共自行车、空中走廊的高度融合。因此，我们需要下功夫解决轨道交通出口太少、换乘不方便、步行时间太长、商业设施不配套、地下环廊无法贯通等问题。应当以轨道交通枢纽建设为切入点，再造一个地下空间，再造一个地下新城。从国内外发达城市经验看，无论是伦敦、纽约、巴黎，还是东京、新加坡、香港，轨道交通枢纽所带来的是一座地下新城，一座具有完善的市政设施、商业设施、公共设施、服务设施的功能新城。在这一点上，北京是有差距的，应该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划和立法。

　　更为重要的是，应当以轨道交通枢纽建设为切入点，引导产业、人口、功能的合理配置。北京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而东京、纽约、巴黎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这主要是因为东京、纽约、巴黎的城市公共交通以轨道交通为主，快速、便捷的轨道交通缩短了地理空间、心理空间，突破了集中式空间结构，使这些城市形成了空间相对分隔但交通快速联结的多中心轴线式结构。也就是说，一旦交通条件改变，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功能将会发生质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的疏解和交通拥堵的缓解。

　　创造性地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模式

　　把城市规划放在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的首要位置。一个好的城市一定有一个好的规划。这个“好”的规划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具有前瞻性。也就是说，它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把握是超前的，对城市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不会过时的。二是具有稳定性。一经规划所确定的东西是不能轻易变的。而我们的规划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们的规划不到位、不稳定、不可持续。

　　如果一个城市出了问题，首先应该检讨它的规划是不是有问题，比如人口膨胀和交通拥堵。从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看，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是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学术上称之为“大城市病”。造成这种“大城市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从首都发展的实际看，城市规划滞后，是导致首都出现某些“大城市病”的深层次原因，本质上是缺乏对首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北京的城市规划一定要再修编。从上一次修编到现在已经10年了。而这10年恰恰是首都城市发展翻天覆地的10年。城市性质和功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规划中的很多方面已经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对未来失去了指导意义。更重要的，再修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统一思想、增进共识、研究对策、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动员社会力量，扩大公众参与、集思广益、献计献策的过程。再修编工作要重视以下三点：一是更加增强对首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把城市规划放在首都发展更高层次、更大空间的战略地位上考量。更加立足长远，立足2050年，至少2030年，更加强化首都经济圈理念，更加强化在京津冀一体化框架下的城市区域体系的功能。二是更加重视“五规合一”。人口、产业、空间、土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至少这五个规划一定要统筹、一定要配套、一定要协调。为什么我们的规划总是变来变去，就是由于这几个规划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三是更加扩大公众参与。领导的指示和专家的意见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意见。应当更多地听听老百姓想什么、说什么、需要什么。一定让老百姓知情，一定让老百姓说话。老百姓的话往往说的是他们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才是真正的城市功能。

　　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郊区农村是首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腹地，是首都加快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重要战略新区，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资源支撑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既要充分发挥城市在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也要充分挖掘农村地区在生态环境、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巨大潜力，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互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这就需要率先在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劳动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

　　打造首都经济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京津冀区域体系。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世界城市区域体系的强大支撑，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征的世界城市区域体系新模式。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首都经济圈已经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这为北京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区域体系提供了重要机遇。必须承认,京津冀区域合作还面临很多问题。比如，与国外同类地区相比发展差距悬殊，在东北亚地区的特大城市中面临竞争，区域竞争力落后于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较低、内部的差异性较大、情况比较复杂，“发达的中心城市和落后的圈内腹地”格局加剧，综合交通体系有待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区域内部缺乏合理的协作与分工，资源利用缺乏合理性，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约束“瓶颈”日益突出，“宜居城市”建设任务艰巨等。

　　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必须强化在京津冀一体化框架下的城市区域体系的功能，坚持自身发展与区域协同并重，以特大城市为龙头，带动大中小城市、城镇、农村协调发展，走一条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再到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新型城市化之路。重要的是，推动京津同城化和京津冀一体化，不仅仅是建设产业合作机制，也包括区域合作机制和城市功能合作机制，尤其是交通体系一体化、流通体系一体化和金融体系一体化，进而推进体制上的融合。这是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大课题。（作者：连玉明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