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不稳，天下难定。’目前，‘村官腐败’经常发生，不仅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更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已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徐遂根说。

　　徐遂根的观点绝非危言耸听。

　　“村官”频犯“大案”

　　王某是渑池县洪阳镇某村原支部书记，他伙同他人先后涉嫌虚报冒领高速铁路占地补偿款及其他款项10多万元。近日，渑池县人民法院对王某进行了公开审判，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不仅村“两委”班子成员，就连一些村民小组长也“加入”了腐败的行列。

　　董某原是渑池县英豪镇一个村的村民组长，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挪用村组征地补偿款以及赔青款合计83万余元。2010年4月8日，渑池县检察院对董某提起公诉，渑池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后，一审以犯挪用公款罪，判处董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王某、董某的案件，在农村绝非个案。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仅三门峡市检察机关就查处腐败“村官”15件20人，涉及罪名有挪用资金、贪污等，有些案件涉案金额惊人。而在全省，也查处了一大批“村官”腐败案件。

　　据新华社报道：“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有村委会59.9万个，村民小组480.5万个，村委会成员234万人。”“按照这些数据推算，仅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小组长就超过700万人。”

　　“农村干部是党和政府基层组织的领导者，担负着带领群众致富，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稳定，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任务。但是，近几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土地被征用，农村房屋被拆迁，一些农村干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侵吞公款，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党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徐遂根说。

　　据新密市人民检察院一项针对“村官”犯罪现象的调查显示：村支书、村主任占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总数的46%。其中，92%的“村官”腐败案件发生在土地转让、资金管理环节。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在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占很大比例。

　　重庆市政法机关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村干部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村官”腐败已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根源。

　　“村官”缘何成“贪官”？

　　事实上,“村官”每天与群众打交道，其腐败行为是典型的“群众身边的腐败”,危害之大、影响之恶劣,与一些大贪巨贪相比，毫不“逊色”。

　　据《法制日报》报道：2009年，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办事处藕塘社区(原藕塘村)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刘怀寅因土地征用拆迁受贿960多万元，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刘所收受贿赂中，95%以上与土地征用、拆迁有关，同时他还涉嫌侵占村集体资产105万元，私设千万元“小金库”。

　　一起“村官”受贿案，金额竟达千万！一时间震动了社会。 2010年，刘怀寅案让合肥市委下决心对全市89个乡镇(街道)1209个村(居)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开展为期一年的集中清理工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一批“村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浮出水面，56名村(居)干部受到查处。

　　无独有偶。在郑州市高新区检察院查处的6起“村官”腐败案中，该区大里村原村主任金某案，可谓一个“大案”。几年来，金某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挪用和侵占村里的征地款、土地补偿款，共计数百万元，金某后被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分析了涉农职务犯罪易发生的领域：在农村村镇建设、道路交通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电网改造、饮水工程、沼气利用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在涉及“三农”的财政性建设资金、粮农补贴专项资金、政策性银行贷款、扶贫开发资金等支农惠农资金分配、审批、管理、发放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在农村土地开发征用及征地补偿款管理、矿产等资源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环境污染治理、风沙源治理、水土保持和水源保护等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在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农村公共服务事业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涉及抢险、救灾、防汛、优抚、移民、救济以及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

　　那么，为什么“村官”犯罪呈多发之势？渑池县检察院检察长陈三奇对此分析说：“首先是村民民主缺位。村民委员会应该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而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村干部凭借家族或宗派势力，‘称霸’一方，村民敢怒不敢言，民主监督更无从谈起。其次，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有的村，村支书签批报销，村主任也签批，还有的村会计出纳让一人兼任，钱账不分。三是村务公开走过场，重大决策、重大开支根本不公开，所谓的村民监督小组也就形同虚设。第四是上级部门监督不到位。”

　　“打击不力，也放纵和助长了‘村官’职务犯罪，”三门峡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永键说，“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常因涉案数额小而对‘村官’的贪污、挪用公款等行为不够重视，或因为种种原因使问题迟迟得不到处理，或不了了之。同时，量刑较轻，也使得少数‘村官’对职务犯罪行为无所畏惧。”

　惩治“村官”腐败亟待提速

　　目前，一张名为《村官大案》的光碟在我省悄然制作完成，即将下发全省。这张光碟是受省检察院的委托、由济源市检察院历时半年时间录制的。光碟记录了发生在我省的几起“村官”腐败案：郑州市金水区沈庄村原支部书记宋某贪污公款200多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平顶山新华区滍阳镇某村原村委会主任陈某、支部书记刘某和支部副书记兼报账员陈某贪污、挪用公款被判刑……

　　“我们在录制这张光碟的时候，发现一些‘村官’腐败的手段和涉案数额令人震惊，惨痛教训值得反思。”主导《村官大案》的济源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宏民感慨地说。

　　与此同时，2月28日，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决定在2011年向社会公开承诺办好十件实事，其中重要一项是在我省“开展查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专项工作”。对此，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专项开展这一工作，是因为“关乎农村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利益，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期待的，同时涉农职务犯罪率较高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有观察家指出，上述举措“预示着我省将对村官腐败‘动大手术了’”。

　　细心的人士发现，自今年初以来，除了我省,还有数个省份正在酝酿或已经实施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一场整治农村基层腐败的大幕正悄然在全国拉开：3月7日,山西省发布《山西省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四川省也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意见》……　这些意见从教育引导、监督制约、源头治理、利益维护、案件查办、组织保障等方面着手，着力构筑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曾有农村问题研究专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数亿农民的命运掌握在村官的手里，惩治村官腐败亟待提速。” 而包括我省在内的众多省份的频频出击，与《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要求一脉相承。

　　郏县检察院检察长徐遂根对此强调说：“预防‘村官’腐败，需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建立政务、村务公开制度以及群众监督机制尤为重要，特别是要严格村级财务制度。”

　　在3月25日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各种腐败现象背后都有权力的支撑。哪里权力不受制约，哪里腐败现象就严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易发多发之势，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影响极为恶劣。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根本在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已有的制度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和力度不够，导致对权力缺乏有力约束。”而此前的 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首次提出“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如何“监督”？已成为预防“村官腐败”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李东红 吕印方 王飞 茹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