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当前一般群众与党政领导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近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组成课题组，从去年开始展开一项“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出了我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的一般状况。
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县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方式及特点，正是造成干群疏离感的重要原因。
“书记、县长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不少领导干部感到身心疲惫。” 这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去年9月，田改伟参与所里主持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生活状况观察”课题组，针对8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县处级干部，实地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
这项课题是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我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
据介绍，县处级领导干部常年工作在第一线，上对中央、省委负责，下要面对群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工作生活方式，是他们关心和研究的重点。
“一把手”每天工作11小时 杨万东去年卸任西南省份一县委常委、常委副县长职务。
11月18日，他说，他任上具体事儿特别多。
“不是我去找别人，就是别人来找我”，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杨万东还要保证随叫随到。
2008年他先后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那期间他基本上全天候工作，“经常通宵，最多的一次三个通宵。”
平时的工作也很繁琐，除去重大节日以及洪涝等灾害时期外，杨万东平时需解决信访、矿产资源纠纷、烂尾楼处理以及维稳等繁琐的事件。
杨万东的例子在社科院政治所的课题报告中得到体现。
郑建君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博士，他曾花一天时间贴身观察一位县委“一把手”。
早晨7点50分，那位县委书记到医院体检，检查一项即离开。八点一刻，他回到县委开会。会开到十点多又开小会，到十一点多。
那段时间正值县里安排体检，这位书记忙得连体检都不能一次完成。每天医院一上班，他就去检查一项或几项。
十一点开始，这位县委书记门口就像商场收银台一样排队。前面一拨人进去，后面的人则在门外等候。一小时四拨人找他汇报工作，直到十二点还没结束。
到中午，这位“一把手”向郑建君表示歉意，本来他说好跟郑建君一起吃午饭，“他跟我说，不好意思，你看我这里还有人。”
下午两点多，这位书记先后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社区，考察老年人健身场所修建情况。四点多他又跑到一个乡镇调研，到晚上才回来。
田改伟说，这些领导干部平时住在县里，晚上九十点钟开班子会很正常。
依照课题组观察，这些县处级干部平均每人每周工作总时长达47.56小时，按照一周5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个工作日约为9个半小时。
而书记、县长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周工作时长平均为55.08小时，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
“这都是实打实的工作，非常辛苦。”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肯定这些干部群体的勤政程度。他说，“要知道这群人长年累月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常人很难承受。”
但让课题组意外的是，在观察的县处级领导中，他们平均睡眠时间长达8.7小时，每周睡眠总时长达到61.48小时，其中晚睡55.34小时，午睡6.14小时。“他们中午可以回家午休，这在北京很难做到。”
职位越高陪领导时间越长 县委书记、县长“陪同多”是这次调查出来的特点。
郑建君强调，陪同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级领导，还包括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参观调研等接待活动。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杨万东，陪同客人“吃饭、喝酒、休闲是家常便饭”。
11月18日，杨万东说，前来考察的老板、上级来督察，这都需要一位县领导陪同。有些重要的客人，除了“一把手”陪同外，还要两三位常委跟着。
他说，外地客商前来考察投资，一般都需要一两天，陪同的县领导基本上全天围着他转。一个普通项目，至少需一位县领导陪着，“要是很重要的项目，一个班子都陪着”。
要是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有的需要“全陪”：提前到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吃饭、开会汇报情况，陪同到现场视察，集合开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重要的人物，四大班子领导都要来”。
杨万东说，这种“全陪”的情况还不少，平时上面的财税检查组，项目督察组接待，都需要“全陪”。
郑建君说，他们调查的情况是，一旦上级官员出差或到本地视察，“一把手”肯定要全程接待。他们对全县情况掌握更全面，是汇报工作的最佳人选。
领导干部用于“陪同上级领导或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视察调研、参观考察等接待活动方面”的时间占到周工作总用时的9%。
职位越高的干部用于陪同的时间越长，党政“一把手”周均陪同时间为 6.25小时，明显多于其他领导干部的3.93小时；常委周均陪同时间为4.80小时，多于其他非常委领导干部的3.25小时。
在陪同次数方面，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4次，比其他领导干部的约2次多一倍。
县级干部会议多，走基层少 与“陪同多”形成对照的是，田改伟他们通过比较发现，职位越高的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时间似乎越短。
另外，除了上述“陪同多”之外，会议多、出差多、休闲少是县处级“一把手”的工作生活特征，报告中称之为“一少三多”。
会多也是杨万东对工作的一个主要感受。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他，处理文件和开会是他的主要工作形式。
“开会差不多占30%的工作时间”，县长外出期间，他还要主持县里的工作。
除了县里开会，杨万东还要外出开会，跑钱跑项目，“给上级汇报工作，或者去推介县里的项目。”
根据课题组调查，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开会5.55次，多于其他领导干部的平均每周4.35次。
“会多不一定是坏事，”田改伟对这种现象并不意外。
“会多”与他们所处的地位以及工作特点有关。县级党委政府需落实上面的政策、传达精神，协调各方力量，部署具体工作。
郑建君曾跟随某县副县长走访基层，考察林场申请安装摄像头防火的事。
“这种事要到现场看看，才知道有没有必要。”副县长跟他说，到现场转转，知道森林防火仅靠护林员巡逻是不够的，他现场就敲定安装方案。但在路上耗时2小时，现场工作时间还不到一小时。
观察发现，县处级领导干部总体的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三多三少”现象：室内时间多，室外时间少；与文件打交道多，调查研究少；和上级、同级打交道多，与下级和群众打交道少。
课题组的报告也显示，县处级干部“走访慰问”、“接待来访”和“谈话”一共占周总工作用时的5%，“似乎更显得偏少了一些”。
县处级官员自称“两头受气” “我们是夹心饼干中间那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杨万东连续用两个通俗的比喻来形容他们的处境。
作为常务副县长，他比较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经济发展压力，另一方面来自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一天到晚这么辛苦，还要挨上面批评，下面挨老百姓骂，心里感到很委屈。”
一个副县长曾跟郑建君开玩笑，“我真希望所有的老百姓，能像我姑娘学校里一样，每人当一天班干部。他们要处在我的位置上，就知道我该有多难。”
他想让老百姓体验一下“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的工作状态。
为了县里招商引资，这位副县长出去也是求爷爷告奶奶，但在外面做的很多工作别人看不见，外人还以为他出差是在花天酒地。
“上面下达一些经济指标，不管县里的实际情况，必须刚性完成。”杨万东说，为此县里要往下向乡镇、街道分解指标，“基层完成有困难，久而久之基层也有些想法和怨气。”
另外还有拆迁问题。
杨万东说，有些属于重点项目，上面派人来督察，给他们很大压力，不得已就要强拆，“强拆又造成信访和维稳问题”。
压力之下他们的减压方式也不多。 田改伟说，据他们观察，县处级干部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总时长平均为6.40小时，“主要是网球和跑步”。
而党政“一把手”每周的休闲保健时长为3.91小时，比其他领导干部的6.84小时几乎少了一半。
杨万东的同事有的会早起游泳，他会在睡前慢跑半个小时，“每年体检都是三高的人比较多，这也算是吃公家的饭，得自己的病。”
新京报网 A23-A24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 北京报道
长江750 最后编辑于 2011-11-22 14:0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