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年年有工作队下到村里来，年年有县里的干部住到农户家。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事物，解放后就一直是这样。以前，革命干部多光荣，革命干部住到谁家，谁家也就脸上泛着阳光了，也就跟着昂首挺胸了。因此，大家就争抢着当干部住户。可是，这不是谁想当就当得了的，要由大队书记安排。大队书记也不能随便安排，有条件哩，要根正苗红，至少是大队、生产队干部，再怎么样也得是党员、共青团员，还要家里做的饭菜可口、卫生状况好。因此，当年干部住户就是一张荣誉奖状，贴到谁家谁的脸上有桃花开，贴不到的就望着人家脸上的桃花干咽口水。
后来，改革开放了，农民有了自主权，思想也发生了极大有变化，用乡村干部的话说是：“有吃有穿不求你，出了问题才找你。”有宝说：现在，大家都埋起脑壳找钱，谁还希罕当什么干部住户。这话是前些年县里刚恢复搞农村工作队时有宝说的。县里干部驻村搞工作队，本来歇了几年，但农村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又恢复了。有宝还说：你想，屋里突然多出一个陌生人来，生活习惯不一样，又不是自家人，还得讲客气，多麻烦；再说，吃差了对不住人家，吃好了自己承受不起，不好拿把握。所以，有宝铁了心只求把自己的果园搞好，多抓几张票票，不去理睬什么住户不住户的问题。
村干部犯了难，这干部派到哪家去住呢？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就在这时，有才出现了，为村干部解了难。有才是有宝的老弟。有才闷声不响地把干部领回了家，有宝还不晓得，他在果园里埋着头忙哩。等有才叫他去陪县里来的干部和村里书记、主任吃晚饭，他像不认识一样盯着弟弟，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回过神来，他嗡声嗡气地说：捉虱上身啊！说归说，还是给了有才面子，装着笑脸去陪了酒，不过没喝好多就醉了，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无非是不太欢迎县干部的意思。县干部呢，也不计较，下来了，什么难听的话不得听，再说酒话较不得真的。
本村落的消息是不过夜的，当晚村子里都知道有才当了干部住户。开始几日，有才一出门，碰着的人都拿这事问他。有的说：“嗬，有才，当了干部住户了，村里看得起啊。”有的说：“有才啊，沾了干部的福气了，额门发亮呀。”有的说：“有才，跟书记讲讲，下次我也当个干部住户。”有才分明看到他们的笑里满含讽刺与嘲弄，但他装作不懂，对他们笑笑，也不说什么。
这次来的是扶贫工作队，不是斗批改工作队，也不是社教工作队。没多久，工作队就运来了几车扶贫物资，带来了两万元扶贫款。物资丰富着哩，有衣被，有粮食，有水泥。据说，以后还要运来一些物资。衣被、粮食当然是给贫困户的，钱也肯定要拿出一部分给贫困户，快过年了嘛。水泥当然是拿来搞项目的。
物质是一个幽灵，总是刺激着人去快速开动大脑这部天下最复杂的机器。物资运进村的当晚，全村几乎是每家的灯都像跟星星比着赛似的，不愿早熄，下半夜了还是亮着，这种情行只有春节才有。
第二天天麻麻亮，就有人上了有才的门。最先来的是只有一只真脚却有两只假脚（拐杖）的“老三”，这时县里的干部还没起床，他似乎是溜进门来的，一进门就拉着有才轻轻地说：“他叔爷，我家的情况你是清楚的，妇女笨头傻脑，两个崽女呢，书都难读下去，书费都还欠着几个学期的，指望你跟县里的干部好好讲讲，照顾照顾，可怜啊。”老三的脸一下变得就像一条发育不好的苦瓜，然后从衣里摸出一瓶酒来，酒瓶刚刚擦过灰，可惜没擦干净。他本来已经递到有才的手边，马上又抽回来，用衣袖擦了又擦，觉得实在是干净了，才递给有才。有才从来没遇上这样的局面，一下慌着手推。老三说：“他叔爷，不要推了，不要让县干部看到。”有才就慌着接了酒。老三很有信心地走了，有才马上把酒放到碗柜角落里。
老三才去，只有一只手好的“断手棒”来了。一来，就塞给有才一包烟，那是一包他们俩都从来不敢买的精品烟。然后，他自己开了一包他们平常抽的百姓烟，递给有才一支给点上，自己叼起一支点上，慢条斯理地说：“有才老弟，前些日子你说要跟我换一块菜地，我和你嫂子商量了一下，就让给你，换什么呢？我们少种一点也好。我们的事也还要老弟帮忙啊，是不是？”有才“唔唔”地应着，不知是同意接受菜地，还是同意帮忙。“断手棒”自然心里不踏实，只得直说：“我们家这样困难，你一定要帮忙替我跟县干部要求要求啊。”有才还是“唔唔”。
有才家就是这样热闹起来了。有才一家人出门也总是有人粘着说话。有才在村里的地位突然和村里书记、主任平起平坐起来，这是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更令村民始料不及的是，每次来的救济金和救济物资，有才家都少不了有一份。大家都暗暗恨自己鼠目寸光。
一次有才、有宝兄弟喝酒喝到把一个人看成三个人时，有宝说：“弟……老哥，不如你，说你捉虱……上身咬自己，捉的虱……虱不咬你，跟你补血……”有才说：“哥，接接菩萨来来敬着，总总有好……好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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