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会同馆考略（二）
admin(2011/5/11 14:52:05) 点击:8651 回复:3 IP:121.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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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俄罗斯馆。俄罗斯在北京有两馆。一在东直门内胡家园，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安置雅克萨战役中被俘人员而设的馆舍，后来这些俄国人被编入“旗”(镶黄旗)，他们居住的这个小区称为北馆。另一处为“南馆”，即玉河桥西的俄罗斯馆。1904年后，北馆范围向南扩大，扩展的部分也称南馆，现在当地尚有名“南馆公园”之地。但它们都不是会同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国获准与中国通商，在京设立办事机构，次年商队入京，暂以原高丽馆为俄人来京馆舍。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商定建立俄罗斯馆(南馆)。据《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辑记载：“这所房子是中国式的，有四个门，院子中央是一个大客厅，四周是一排类似营房的厢房，……在第二个门与西面第三个门之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庙”(16)。但该书中有一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南馆”的图画，与文中描述的并不一致，从该画右上角(东北方)绘有北京城东北角楼判断，它应是胡家园的北馆。而前引史料所描述的，则和《京成全图》中“骚达子馆”以南的部分相似。只是文中所说的“庙”，在雍正十年改建成了一座欧式小教堂，名圣玛利亚教堂(又名“奉节教堂”)。1900年以后，这一片全部划入俄国使馆，小教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拆除。在《京城全图》中，东江米巷路南有一组建筑，标名“高丽馆”。此馆是康熙三十三年暂时作为俄罗斯人居住的高丽馆，抑或是雍正时新建俄罗斯馆之地原为高丽馆，而此处为乾隆时新设之馆，尚难以判断。
第三类是礼部所属，数量最多。原来礼部主管接待宾客的衙门是主客清吏司，会同馆是住客的宾馆而不是衙署。与它有关的衙门是主管翻译事务的四译馆，即明代的四夷馆。明代四夷馆在东华门外，清代初年设于正阳门外杨梅竹斜街(《京城全图》标名杨媒斜街)。乾隆十三年，“遵旨议定，将四译馆归并礼部会同馆。今新设会同四译馆衙门，即以四译馆充设，毋庸更建。所有四译馆册籍番书，仍于馆内收存。”(17)在《京城全图》中，杨梅竹斜街中段偏西，有一处标名“四译馆”的建筑。主院正中为一座三间大厅，应是官厅，临街有一排铺面房，其中一间为大门。偏(西)院只有一排7间东房，应即是办公室，西北角开一偏门。笔者在1998年5月曾赴现场调查，以《京城全图》和现状比较，基本认定现在114、116、118号为其故址，但建筑已完全不是原物。(图11、12)匪夷所思的是，清初提督四译馆的官员加有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衔，品级高于一般知府，但衙署却置于外城市井之中，而且用地不足二亩，建筑也不成规矩。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旧四译馆衙署一所，日久坍塌，实属闲旷之区，应交内务府收管。”(18)房子虽倒塌，衙门却直到光绪二十九年才撤销，其间搬到何处未见记载。乾隆十三年后，这个衙门只有10个人，估计都安排到礼部衙门中去了。
图11 清乾隆《京城全图》杨梅竹斜街四译馆位置
图12 杨梅竹斜街四译馆及周边建筑位置图
关于礼部会同馆舍，将在下节综述。
三、清代礼部会同馆
清代的会同四译馆是礼部下属的一个“司”级衙门，会同馆是接待宾客的馆舍，但清代许多文献，包括官方文书，常把会同馆、会同四译馆、四译馆混用，但都是指的接待宾客的馆舍而不是衙署。由于清代接待来京的“外藩”、“属国”甚多，规定来京的间隔年数和人员不等，安排馆舍相当复杂。其中，蒙古各部和朝鲜都是一年一次，人数最多，事实上形成了固定的馆舍，因此《京城全图》中就明确标出了“骚达子馆”和“高丽馆”。
清代会同馆的馆舍，都是朝廷拨出的“官房”。所谓“官房”的来源，一是收缴明代废弃的衙门和官员府第，二是工部或内务府在空闲地上新建的房屋，三是顺治五年由内城迁出汉人强“买”的民宅。因此作为会同馆就没有固定的格局。综合清代《会典》、《则例》等文献，礼部会同馆概况如下。
“顺治初年，设会同馆，以待外国贡使”(19)。未记馆舍置于何处，可能仍沿用明代南、北二馆。
康熙至乾隆初年，“京师设有会同馆二处，一在御河桥为南馆，一在安定门为北馆。”(20)南馆即明代南会同馆一部分，清代文献中的“正阳门内东城根会同馆”、东江米巷会同馆”、“玉河桥官房”、“东城根官房”等皆指此处。北馆具体位置不详。乾隆二年，拨安定门大街内务府官房为会同馆，有房74间，至乾隆十三年，因“房宇虽多，皆系奇零凑合，又久未修理，……仍交还内务府。”(21)此馆以后未再使用。
雍正二年(1742年)“别拨乾鱼胡同官房一所交该(礼)部管理。……乾隆二年，将此房缴还工部。”(22)乾鱼胡同现名甘雨胡同，在王府井大街之东，会同馆位置不详。以后也未见使用的记载。
乾隆七年(1724年)，将“内务府官房内石大人胡同官房一所，四层共计五十六间，……移交礼部会同馆监督。”(23)此官房即明代石亨旧宅，以后改为鼓铸公署，清代沿用为工部宝源局。原石亨宅占地很大，石大人胡同即因石宅而得名。宝源局只占其中一部分，其他都是内务府的“官房”。此会同馆一直使用到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裁撤会同馆，宣统二年在原址改建成了全部欧式的迎宾馆。民国时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为外交部街。宾馆主体在上世纪60年代被拆除，原址建造了宿舍，只有一座穹顶欧式大门遗存至今。(图13、14)
图13 清乾隆《京城全图》石大人胡同“宝源钱局”位置
图14 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街）会同馆——迎宾馆位置图
清代文献中有一所“公议胡同四译馆”，未见设于何时的记载。据道光八年(1828年)《内务府档·来文》：“查公议胡同四译馆房间均经坍塌，不堪居住，现移于正阳门内东城根官房，作为四译馆。”(24)遍查北京地名志乘，都不见何处为“公议胡同”，但清代官方文书中，又确有公议胡同之名。《北京文博》1996年第一期载戈斌先生《清代北京馆舍概述》，披露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该文以为公议胡同的会同馆(四译馆)即是明代南会同馆，清代东江米巷或玉河桥会同馆，但未说明认定的依据。按此房在道光时已“均经坍塌”，作为会同馆，迁至“正阳门内东城根官房”。查《光绪顺天府志》，内城南城有“正阳门内东城根”之名，街中有会同四译馆、高丽馆，可见此处所说的“官房”，也就是礼部会同馆和高丽馆。公议胡同可能另有其地。查《京师坊巷志稿》，西安门外有“公仪胡同”(25)，是否即公议胡同讹称，因房屋已全部坍塌，详址也无从考察。
又，《清代北京馆舍概述》，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四译馆站用房间门座墙垣等工情形做法清册》，认为此清册记载的即是公议胡同也是东江米巷会同馆的建筑情形。但经笔者核对原档，此《清册》一无地点，二无年代，纸质颇新，其中记载的房屋与道光二十四年和光绪二十七年《礼部则例》记载的东江米巷会同馆格局完全不同。据《清册》中有所谓“站用”的工程名称，此处“站用”似应为“占用”或“暂用”，也就是临时使用一所官房修缮后暂时接待宾客，《清册》中的这所房屋，有游廊42间，还有花厅，但主房为三间(东江米巷会同馆为五间)，估计是一所规格不高，但很考究的宅院。
乾隆十三年(1748年)，撤销了安定门内的北馆，同时，以“地安门外有原建正一真人公馆一所，计八十一间，整齐完固，已属闲旷，将此处充设贡使馆舍”(26)。这所公馆是明代道教正一派首领在京的府第。明嘉靖三年(1524年)，封龙虎山道人邵元节为“真人”，赐一品服俸，开府于帽儿胡同永乐十三年建造的灵明显佑宫西侧。清代贬抑道教，“真人”降为五品，真人府也收为官房闲置。此府在乾隆《京城全图》中绘得很清楚，仍然标注为“真人府”，房屋数与记载也基本一致。(图15)但到了乾隆二十一年，又将此馆与京畿道胡同的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衙门互换，但房屋扩大为142间，(27)可能是扩大到了真人府西侧，占地约2600～2800平方米。(图16)
图15 清乾隆《京城全图》中“真人府”位置
图16 地安门外会同馆——步军统领衙门位置图
乾隆十三年合并会同、四译两馆后，固定属于礼部的会同馆共有三处：《日下旧闻考》引《礼部册》：“朝贡使人之馆舍三，一在宣武门内京畿道胡同，一在宣武门外横街，一在东江米巷御河桥”。三馆概况如下：
第一处，东江米巷御河桥会同馆，在《宸垣识略》绘的京城略图中，翰林院与“会同馆”南北对应；嘉庆七年(1802年)日本人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绘》中也标明了此馆的位置(28)。(图17、18)此馆有房72间(29)，按前述每间23平方米，密度50％计算，占地约3300平方米，约合50亩。从《京城全图》中位置推测，其东西两面与翰林院一致，约20丈(64米)，则南北占地应为16丈(51米余)，它南面西邻有一小块属于俄罗斯馆，北面一块空地也可能属于会同馆。但记录这72间房格局的是道光二十四年的《则例》，《京城全图》绘的是乾隆十五年的状况，两者相距九十多年，其间至少在道光九年公议胡同会同馆迁来后有过改动。本文附图所标示的，只是大约的空间概念，准确的界限已无从考据，建筑格局更难说清。不过，《京城全图》中翰林院与会同馆之间缺了一座淳王府。1860年英国在东江米巷设立公使馆，“租”的是“梁公府”，即淳亲王允的裔孙，镇国公奕梁的府第。此府现在仍存有宫门、正殿、翼楼、寝宫等十几座古建筑，只缺少了前部轿厅、阿斯门和后部罩楼等少量建筑。允为康熙第七子，康熙四十八年封郡王，雍正元年晋亲王，八年逝，其子降袭为郡王。绘制《京城全图》时应是郡王府，现存规制与郡王府等级相同，但不知何故未绘入图中，有一种可能是允祐封为郡王、亲王后，其府不在此处，乾隆十五年以后才建成郡王府。(图10)
图17 《宸垣识略》附图中翰林院与会同馆位置
图18 《唐土名胜图绘》中翰林院与会同馆位置
第二处，京畿胡同会同馆。道光二十八年《礼部则例》记载有房60间(30)。此馆位于今复兴门内大街，即清代刑部街以北，西单北大街以西。因两街相交处有牌楼名“瞻云坊”(俗称西单牌楼)，因此清代文献中常把此馆地址写为“宣武门内瞻云坊”，具体街道在《京城全图》中标为“京畿道街”，官方文献又称“京畿道胡同”。(图19)雍正十二年，”奏准将瞻云坊内务府官房九十四间给为步军统领官□，旧有安定门大街公署，仍交内务府收管。”(31)《京城全图》中的京畿道街近代已无，近代的中京畿道是《京城全图》中九门提督衙门北面的横街，两街南北相距约30丈(96米)，从图中占地比例推测，东西约为45～48米，共占地约4000平方米，按雍正十二年时有房94间计算，共有建筑约2200平方米，密度恰为50％左右。《京城全图》中绘的房屋数大约是60间，与道光时数量相同，估计是从雍正十二年到乾隆十五年的十几年间倒塌了或划出去三十几间房。现在此处已全部建成新楼，毫无遗迹可寻。(图20)
第三处，宣武门外横街。此馆在《光绪顺天府志》中已注明，“旧有礼部所属会同馆，今废”。由于此馆在前些年被热炒过一番，而且言之凿凿，认定一处古建筑就是清代住过琉球等国使者的“国宾馆”，还引来了琉球后人，今日本冲绳的人士前来拜谒，实有专门讨论的必要。
图19 清乾隆《京城全图》京畿道街九门提督衙门位置
又，《清代北京馆舍概述》，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四译馆站用房间门座墙垣等工情形做法清册》，认为此清册记载的即是公议胡同也是东江米巷会同馆的建筑情形。但经笔者核对原档，此《清册》一无地点，二无年代，纸质颇新，其中记载的房屋与道光二十四年和光绪二十七年《礼部则例》记载的东江米巷会同馆格局完全不同。据《清册》中有所谓“站用”的工程名称，此处“站用”似应为“占用”或“暂用”，也就是临时使用一所官房修缮后暂时接待宾客，《清册》中的这所房屋，有游廊42间，还有花厅，但主房为三间(东江米巷会同馆为五间)，估计是一所规格不高，但很考究的宅院。
乾隆十三年(1748年)，撤销了安定门内的北馆，同时，以“地安门外有原建正一真人公馆一所，计八十一间，整齐完固，已属闲旷，将此处充设贡使馆舍”(26)。这所公馆是明代道教正一派首领在京的府第。明嘉靖三年(1524年)，封龙虎山道人邵元节为“真人”，赐一品服俸，开府于帽儿胡同永乐十三年建造的灵明显佑宫西侧。清代贬抑道教，“真人”降为五品，真人府也收为官房闲置。此府在乾隆《京城全图》中绘得很清楚，仍然标注为“真人府”，房屋数与记载也基本一致。(图15)但到了乾隆二十一年，又将此馆与京畿道胡同的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衙门互换，但房屋扩大为142间，(27)可能是扩大到了真人府西侧，占地约2600～2800平方米。(图16)
图15 清乾隆《京城全图》中“真人府”位置
图16 地安门外会同馆——步军统领衙门位置图
乾隆十三年合并会同、四译两馆后，固定属于礼部的会同馆共有三处：《日下旧闻考》引《礼部册》：“朝贡使人之馆舍三，一在宣武门内京畿道胡同，一在宣武门外横街，一在东江米巷御河桥”。三馆概况如下：
第一处，东江米巷御河桥会同馆，在《宸垣识略》绘的京城略图中，翰林院与“会同馆”南北对应；嘉庆七年(1802年)日本人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绘》中也标明了此馆的位置(28)。(图17、18)此馆有房72间(29)，按前述每间23平方米，密度50％计算，占地约3300平方米，约合50亩。从《京城全图》中位置推测，其东西两面与翰林院一致，约20丈(64米)，则南北占地应为16丈(51米余)，它南面西邻有一小块属于俄罗斯馆，北面一块空地也可能属于会同馆。但记录这72间房格局的是道光二十四年的《则例》，《京城全图》绘的是乾隆十五年的状况，两者相距九十多年，其间至少在道光九年公议胡同会同馆迁来后有过改动。本文附图所标示的，只是大约的空间概念，准确的界限已无从考据，建筑格局更难说清。不过，《京城全图》中翰林院与会同馆之间缺了一座淳王府。1860年英国在东江米巷设立公使馆，“租”的是“梁公府”，即淳亲王允的裔孙，镇国公奕梁的府第。此府现在仍存有宫门、正殿、翼楼、寝宫等十几座古建筑，只缺少了前部轿厅、阿斯门和后部罩楼等少量建筑。允为康熙第七子，康熙四十八年封郡王，雍正元年晋亲王，八年逝，其子降袭为郡王。绘制《京城全图》时应是郡王府，现存规制与郡王府等级相同，但不知何故未绘入图中，有一种可能是允祐封为郡王、亲王后，其府不在此处，乾隆十五年以后才建成郡王府。(图10)
图17 《宸垣识略》附图中翰林院与会同馆位置
图18 《唐土名胜图绘》中翰林院与会同馆位置
第二处，京畿胡同会同馆。道光二十八年《礼部则例》记载有房60间(30)。此馆位于今复兴门内大街，即清代刑部街以北，西单北大街以西。因两街相交处有牌楼名“瞻云坊”(俗称西单牌楼)，因此清代文献中常把此馆地址写为“宣武门内瞻云坊”，具体街道在《京城全图》中标为“京畿道街”，官方文献又称“京畿道胡同”。(图19)雍正十二年，”奏准将瞻云坊内务府官房九十四间给为步军统领官□，旧有安定门大街公署，仍交内务府收管。”(31)《京城全图》中的京畿道街近代已无，近代的中京畿道是《京城全图》中九门提督衙门北面的横街，两街南北相距约30丈(96米)，从图中占地比例推测，东西约为45～48米，共占地约4000平方米，按雍正十二年时有房94间计算，共有建筑约2200平方米，密度恰为50％左右。《京城全图》中绘的房屋数大约是60间，与道光时数量相同，估计是从雍正十二年到乾隆十五年的十几年间倒塌了或划出去三十几间房。现在此处已全部建成新楼，毫无遗迹可寻。(图20)
第三处，宣武门外横街。此馆在《光绪顺天府志》中已注明，“旧有礼部所属会同馆，今废”。由于此馆在前些年被热炒过一番，而且言之凿凿，认定一处古建筑就是清代住过琉球等国使者的“国宾馆”，还引来了琉球后人，今日本冲绳的人士前来拜谒，实有专门讨论的必要。
图19 清乾隆《京城全图》京畿道街九门提督衙门位置
 图20 京畿道街清代九门提督衙门——会同馆位置图 |  图21 南横街131号平面图 |
四、清代南横街会同馆
南横街在宣武门外，《京城全图》中标为“中横街”，官方文献名南横街或横街，现名南横东街。街北有明代南城兵马司衙门，清废，但仍存前、中、后兵马街。乾隆八年奏准，“将正阳门外官房一所添作馆舍”(32)，即指南横街会同馆，道光二十四年时有房三十七间半(33)。南横街在《京城全图》中有一段是由东南斜向西北，但现在是一条东西平直的街道，在考证会同馆址时必须注意这个地理特征。
1998年初，北京不少媒体发出了一条重要消息，说是有一位专门研究北京史的专家在南横街“发现”了会同馆，即“清代国宾馆”。由于它在中外交流史，特别是在清朝与琉球(今日本冲绳)交往中的重要价值，据说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原来由于位处危房改造区内准备拆除，现在得到了保护云云。(34)这所被“发现”的会同馆，现为宣武区南横街131号，也包括它西邻133号的一个两进四合院。上世纪80年代末调查历史地名时，宣武区一些研究者根据清代文献，曾怀疑131号是会同馆遗存。1995年笔者和宣武区同仁调查宣南史迹，采用了这个说法，在1997年出版的《宣南鸿雪图志》中，将此处定名为“会同四译馆”(35)。1998年由于专家新“发现”的价值，宣武区政府拟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又缺乏确实可靠的证据。经过再次核对文献实物，有了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第一，131号的建筑，依一条南北轴线排列。临街原有三间大门，已改造为新建筑；其后有一间仪门，已拆除；其后为前殿三间；再后为大殿三间。大殿之后同一轴线上有一座三间两卷勾连搭房，筒瓦屋面，规格高于一般民宅，现在虽与前院隔开，不属同一门牌，但很可能原来同为一组建筑。至于西邻的133号宅院，其东界明显挤占131号，地面又高于131号60多厘米，建筑俱系晚清民国手法。两院绝不是同一时期，也不是同一组群、同一类型建筑。(图21)
第二，131号院的前殿为三间五檩大式硬山殿座，筒瓦硬大脊，是典型的清代中期建筑。大殿为三间七硬大式殿座，庑殿顶，削割瓦黑琉璃剪边，少量推山，屋脊经过修改，夹杂黄绿琉璃，檐下出三踩单昂斗栱，出檐深远。这种面阔三间，用庑殿顶，黑琉璃瓦，正是北京明代庙宇常见的形式。后殿双卷勾连搭，用筒瓦，也是庙宇的形式。(图22、23、24、25、26)显然，这是一所明代建造，清代大修的庙宇。查《宸垣识略》，南横街上有会同四译馆、千佛寺和华严庵，前二者“在横街中”，后者“在四译馆东”。《光绪顺天府志》在南横街下记有千佛寺、圆通观、华严庵和7座会馆。1995年笔者调查时，圆通观已拆改，但旧址尚可辩认，全浙、泾县、祥符等会馆也有遗存。《京城全图》中圆通观处蚀缺，千佛寺则标绘清楚，位在阎王庙街(今迎新街)南口路东，清末改为增寿寺，建筑无存，但位置可辩。三个寺中找到了两个遗址，剩下的华严庵完全可能就是131号了。为此，《宣南鸿雪图志》在2002年再版时，在“会同四译馆”题目的后面加了一个“华严庵”，简介文字也作了更动。之所以仍然保留“会同四译馆”之名，是因为笔者虽然否定了这里是会同馆——国宾馆的说法，但仍等待当初的发现者发表出指认它为会同馆的确凿证据(36)。近日获悉，尽管131号并没有草率地以会同馆之名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却列入了宣武区文物登记名录。在进行危改中，它也得到了保护，不是因为它是会同馆，而是因为它的建筑遗存具有明代的特征。(图27、28)
图27 清乾隆《京城全图》之南横街
图28 南横街131号及周边建筑位置图
1.南横东街131号（华严庵？） 2.千佛寺（增寿寺） 3.圆通观 4.明代南城兵马司
第三，从道光二十四年《礼部则例》对横街馆“贡使供具”的记录来看，这所会同馆的建筑布局是；“第一层临街。第二层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第三层正房五间，东西厢房二间。第四层群房十间”(37)，(引文中省略了贡具)再加与第四层群房对应的第一层临街房也是10间，恰好是《则例》记载的37间。这样一座三进院四层房，面宽至少十丈(32米)，进深至少十六丈(51米)。它和现在的131、133号院毫无共同之处。
第四，光绪十一年修纂的《顺天府志》，已注明此处会同馆“已废”。此馆第一个进驻的是琉球使团，以后也是他们常住的馆舍。琉球最后一次朝贡是在光绪元年，当时安排住在东江米巷馆舍，可能当时南横街馆已废。笔者的推测是，乾隆八年初次设立的会同馆在华严庵西面的官房，它们都在现在的米市胡同和前兵马街之间长约100米的范围内。但《京城全图》相应位置上没有现在的前兵马街，当是后代新辟。而且在《京城全图》中，恰好这一段是斜街，现在平直的街道是后来改造成的。在道光二十四年的记载中，会同馆有四层房屋，其中第一层临街，院中正房五间，还有厢房，但在《京城全图》中，米市胡同迤东只是一些不成格局的排房。由此可见，道光二十四年《则例》中记载的会同馆是乾隆十五年以后改建的。
华严庵在会同馆东边，《京城全图》中，有一处三进院无配殿，殿座为三开间的院落，与现在131号相似。它的西侧有两三个小院，大约就是当时的官房会同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五月十三日，住在米市胡同的冯集梧祭祀关帝，“纸灰飞著凉篷，延烧千余家”(38)，难免延及此处会同馆。以后重建时，取直了街道，新建了官房，成了道光时记载的会同馆的格局。到了同光之间，又逐渐倾圯，在旧址上建造了新的宅院。华严庵可能也受到影响，现存建筑多处作法不合规矩，装饰、瓦件凑合使用。原来它就是一座无可考据的古寺，大火后凑合修整，更难有确切的记载。
总之，被一度炒得火热的南横街国宾馆，早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废弃，房屋几经更新，原状原址均无可考。现在131号是一座地道的供佛庙宇，而不是住人的馆舍。而真正遗存到现在的清代“国宾馆”，只有一座建于1910年的迎宾馆大门了。(图29、30)
①《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第160图，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②③⑥⑧(15)(27)《日下旧闻考》卷六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④同①，第138幅。
⑤⑦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⑨《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七·衙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⑩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11)［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2)同(11)卷二。
(13)《光绪顺天府志》志十三，坊巷上。
(14)［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转引自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史》第五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18)(19)(21)(22)(26)《钦定大清会典》514卷礼部，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版。
(20)(23)《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笔者查录。
(25)［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7)(3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896卷工部，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版。
(28)《唐土名胜图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9)(30)(33)(37)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礼部则例》卷178，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1990年版。
(32)《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
(34)见1998年1月22日《北京日报》，1998年4月2日《北京青年报》，1998年4月11日《宣武报》。
(35)王世仁主编《宣南鸿雪图志》第16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
(36)同上，2002年第二版。
(38)同(25)卷下。
(作者为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
南横街在宣武门外，《京城全图》中标为“中横街”，官方文献名南横街或横街，现名南横东街。街北有明代南城兵马司衙门，清废，但仍存前、中、后兵马街。乾隆八年奏准，“将正阳门外官房一所添作馆舍”(32)，即指南横街会同馆，道光二十四年时有房三十七间半(33)。南横街在《京城全图》中有一段是由东南斜向西北，但现在是一条东西平直的街道，在考证会同馆址时必须注意这个地理特征。
1998年初，北京不少媒体发出了一条重要消息，说是有一位专门研究北京史的专家在南横街“发现”了会同馆，即“清代国宾馆”。由于它在中外交流史，特别是在清朝与琉球(今日本冲绳)交往中的重要价值，据说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原来由于位处危房改造区内准备拆除，现在得到了保护云云。(34)这所被“发现”的会同馆，现为宣武区南横街131号，也包括它西邻133号的一个两进四合院。上世纪80年代末调查历史地名时，宣武区一些研究者根据清代文献，曾怀疑131号是会同馆遗存。1995年笔者和宣武区同仁调查宣南史迹，采用了这个说法，在1997年出版的《宣南鸿雪图志》中，将此处定名为“会同四译馆”(35)。1998年由于专家新“发现”的价值，宣武区政府拟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又缺乏确实可靠的证据。经过再次核对文献实物，有了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第一，131号的建筑，依一条南北轴线排列。临街原有三间大门，已改造为新建筑；其后有一间仪门，已拆除；其后为前殿三间；再后为大殿三间。大殿之后同一轴线上有一座三间两卷勾连搭房，筒瓦屋面，规格高于一般民宅，现在虽与前院隔开，不属同一门牌，但很可能原来同为一组建筑。至于西邻的133号宅院，其东界明显挤占131号，地面又高于131号60多厘米，建筑俱系晚清民国手法。两院绝不是同一时期，也不是同一组群、同一类型建筑。(图21)
 图22 南横街131号前殿 |  图23 南横街131号前殿及正殿 |  图24 南横街131号正殿 |
 图25 南横街131号正殿檐下斗栱 |  图26 华严庵（？）后殿 |
第二，131号院的前殿为三间五檩大式硬山殿座，筒瓦硬大脊，是典型的清代中期建筑。大殿为三间七硬大式殿座，庑殿顶，削割瓦黑琉璃剪边，少量推山，屋脊经过修改，夹杂黄绿琉璃，檐下出三踩单昂斗栱，出檐深远。这种面阔三间，用庑殿顶，黑琉璃瓦，正是北京明代庙宇常见的形式。后殿双卷勾连搭，用筒瓦，也是庙宇的形式。(图22、23、24、25、26)显然，这是一所明代建造，清代大修的庙宇。查《宸垣识略》，南横街上有会同四译馆、千佛寺和华严庵，前二者“在横街中”，后者“在四译馆东”。《光绪顺天府志》在南横街下记有千佛寺、圆通观、华严庵和7座会馆。1995年笔者调查时，圆通观已拆改，但旧址尚可辩认，全浙、泾县、祥符等会馆也有遗存。《京城全图》中圆通观处蚀缺，千佛寺则标绘清楚，位在阎王庙街(今迎新街)南口路东，清末改为增寿寺，建筑无存，但位置可辩。三个寺中找到了两个遗址，剩下的华严庵完全可能就是131号了。为此，《宣南鸿雪图志》在2002年再版时，在“会同四译馆”题目的后面加了一个“华严庵”，简介文字也作了更动。之所以仍然保留“会同四译馆”之名，是因为笔者虽然否定了这里是会同馆——国宾馆的说法，但仍等待当初的发现者发表出指认它为会同馆的确凿证据(36)。近日获悉，尽管131号并没有草率地以会同馆之名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却列入了宣武区文物登记名录。在进行危改中，它也得到了保护，不是因为它是会同馆，而是因为它的建筑遗存具有明代的特征。(图27、28)
图27 清乾隆《京城全图》之南横街
图28 南横街131号及周边建筑位置图
1.南横东街131号（华严庵？） 2.千佛寺（增寿寺） 3.圆通观 4.明代南城兵马司
第三，从道光二十四年《礼部则例》对横街馆“贡使供具”的记录来看，这所会同馆的建筑布局是；“第一层临街。第二层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第三层正房五间，东西厢房二间。第四层群房十间”(37)，(引文中省略了贡具)再加与第四层群房对应的第一层临街房也是10间，恰好是《则例》记载的37间。这样一座三进院四层房，面宽至少十丈(32米)，进深至少十六丈(51米)。它和现在的131、133号院毫无共同之处。
第四，光绪十一年修纂的《顺天府志》，已注明此处会同馆“已废”。此馆第一个进驻的是琉球使团，以后也是他们常住的馆舍。琉球最后一次朝贡是在光绪元年，当时安排住在东江米巷馆舍，可能当时南横街馆已废。笔者的推测是，乾隆八年初次设立的会同馆在华严庵西面的官房，它们都在现在的米市胡同和前兵马街之间长约100米的范围内。但《京城全图》相应位置上没有现在的前兵马街，当是后代新辟。而且在《京城全图》中，恰好这一段是斜街，现在平直的街道是后来改造成的。在道光二十四年的记载中，会同馆有四层房屋，其中第一层临街，院中正房五间，还有厢房，但在《京城全图》中，米市胡同迤东只是一些不成格局的排房。由此可见，道光二十四年《则例》中记载的会同馆是乾隆十五年以后改建的。
华严庵在会同馆东边，《京城全图》中，有一处三进院无配殿，殿座为三开间的院落，与现在131号相似。它的西侧有两三个小院，大约就是当时的官房会同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五月十三日，住在米市胡同的冯集梧祭祀关帝，“纸灰飞著凉篷，延烧千余家”(38)，难免延及此处会同馆。以后重建时，取直了街道，新建了官房，成了道光时记载的会同馆的格局。到了同光之间，又逐渐倾圯，在旧址上建造了新的宅院。华严庵可能也受到影响，现存建筑多处作法不合规矩，装饰、瓦件凑合使用。原来它就是一座无可考据的古寺，大火后凑合修整，更难有确切的记载。
 图29 迎宾馆主楼（1957，已拆） |  图30 迎宾馆大门（1957，现存） |
总之，被一度炒得火热的南横街国宾馆，早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废弃，房屋几经更新，原状原址均无可考。现在131号是一座地道的供佛庙宇，而不是住人的馆舍。而真正遗存到现在的清代“国宾馆”，只有一座建于1910年的迎宾馆大门了。(图29、30)
①《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第160图，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②③⑥⑧(15)(27)《日下旧闻考》卷六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④同①，第138幅。
⑤⑦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⑨《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七·衙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⑩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11)［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2)同(11)卷二。
(13)《光绪顺天府志》志十三，坊巷上。
(14)［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转引自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史》第五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18)(19)(21)(22)(26)《钦定大清会典》514卷礼部，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版。
(20)(23)《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笔者查录。
(25)［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7)(3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896卷工部，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版。
(28)《唐土名胜图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9)(30)(33)(37)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礼部则例》卷178，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1990年版。
(32)《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
(34)见1998年1月22日《北京日报》，1998年4月2日《北京青年报》，1998年4月11日《宣武报》。
(35)王世仁主编《宣南鸿雪图志》第16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
(36)同上，2002年第二版。
(38)同(25)卷下。
(作者为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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