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干一年，年底难讨血汗钱”，岁末年终，便是农民工工钱被拖欠的高发期；每个遭遇欠薪的农民工，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心酸叙事，以至于有人悲哀的泣问，“讨薪难，讨薪难，难于上青天”。为了讨到血汗钱，农民工尝试了所能想到的“行为艺术”，比如去年12月29日，为讨回自己的26万元血汗钱，20多名农民工在河南郑州佛岗新居小区门口，摆出一个“心”形，称民心工程让他们“心碎”了。

    心碎了，就能讨到薪么？不容乐观。在此关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的一句“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尽管声色俱厉，但充满着民生温情，令人心底生暖。尹部长这种愤怒的正义，势必能带给农民工一些慰藉与希望。不过，要实现尹部长的期待——“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拖欠农民工工钱的问题”——恐怕依旧很难。

    部长的怒斥在怒斥谁？如果怒斥无良的包工头，他们不在会议的现场，根本听不到部长的怒斥，即便听到了，会不会立马吓得浑身发抖，乖乖把钱发到农民工手中，大可存疑。如果怒斥的是下级官员，这些官员被怒斥后，是否立马增强责任感，席不暇暖地督促无良企业发放欠薪，同样值得存疑。

    怒斥是一种姿态，怒斥之后，更需要有关方面的具体行动。众所周知，农民工讨薪难，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有的企业太赖皮；另一方面则与监管部门无所作为有关。基于此，在尹部长怒斥之后，其所管辖的相关部门应该积极投入到实际工作上去，不能在部长已经怒斥了，依然麻木不仁，不把农民工利益放在眼里，搁在心上。

    怒斥之后，更要有制度建设。无良企业主之所以敢拖欠农民工工资，根本原因还在于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这就需要从制度建设入手，从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入手，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惩处力度。据悉，恶意欠薪即将入罪——如无意外，三审之后的《刑法修正案(八)》将于今年2月底正式实施，由此，刑法中新增设的“恶意欠薪罪”也将正式施行。当然，恶意欠薪罪只是一种制度建设，还应该从其他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比如，为了让农民工拿到血汗钱，政府部门不妨先行垫付，或给予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必要的生活救助，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

    说一千道一万，怒斥是有必要的，但怒斥注定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别等农民工讨不到钱，才去关注农民工的脆弱生态；别等监管部门无所作为了，才去督促；别等无良企业主欠薪引发了恶性事件，才去反思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和炮轰欠薪老板的无良。要怒斥，更要有行动；要发飙，更要有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