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资率变化对物价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投资率的变化影响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引发物价波动，如上图所示。其中，1985年、1988年、1994年和2004年有一个明显的物价波峰。这几个时期，也正是全省投资率较高或快速攀升期。投资率短期快速攀升，造成短期需求旺盛，从而引发物价较快上涨甚至通货膨胀，物价波峰稍滞后于投资率波峰。但投资率攀升到一定程度，短期内形成生产能力相对性、结构性过剩，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物价快速下降甚至通货紧缩。1994年以后的数年，湖南CPI连续下降，是高投资率形成的生产能力相对性过剩的直接表现。2007年，湖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创1994年以来的最高峰，增长32.4%；全省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峰，上涨5.6%。2008年，受年初冰灾影响，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开高走，上半年增长25.2%，物价水平也随之上涨7.3%。

    二、国际国内投资率变化的基本特征及湖南投资率的合理范围探讨

    1975年，钱纳里等人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资料研究投资率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

    数据表明，投资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投资率较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投资率较高。并且，投资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资率趋于稳定在23%左右。

    197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投资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库资料（详见附表）显示，1978-2006年，世界208个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为22.7%，从1978年的25.1%稳步下降到2006年的21.5%，并趋于稳定在22%左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投资率变化不同，低收入水平（2005年人均GNI低于875美元）国家的投资率最低，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上升趋势，平均投资率从1978年的19.8%逐步上升到2006年的26.8%。中低收入水平（2005年人均GNI 876-3465美元）国家的投资率最高，并趋于稳定在30%左右。中高收入水平（2005年人均GNI 3466-10725美元）国家的投资率较高，但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投资率稳步下降，平均投资率从1978年的25.4%逐步下降到2006年的21.7%，且趋于稳定在22%左右。高收入水平（2005年人均GNI 高于10726美元）国家的投资率较低，但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平均投资率从1978年的24.7%逐步下降到2006年的19.7%，且趋于稳定在20%左右。

    投资率的这种国际性变化规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生产技术特性、生产要素间的可替代性等因素有关。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劳动力相对丰富，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生产方式使得投资率较低。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逐步向二、三次产业转移并变得稀缺，二产业产品大多可以通过机器、流水线等大规模生产，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投资率上升。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服务业逐步占主导地位，服务的提供与大规模的产品生产方式不同，人力资本等要素在服务过程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下降，投资率呈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逐步提高，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07年的42.3%，年均投资率37.5%，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其中，1992-2007年年均高达39.3%，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17.5个百分点。并呈阶段性上升趋势，2004年达到峰值43.2%，自此稳中略降到2007年的42.3%。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和投资率的国际性变化规律，中国现阶段表现出了中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投资率变动特征，即投资率处于最高且稳中略降的阶段。

    （一）国外有关投资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研究

    国外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认为“高投资，高增长”。20世纪70年代，里昂惕夫提出，GDP增长率为4-6%时，投资率需大于20%或略低；增长率为7-8%时，投资率应为30%左右，要想维持9-10%或更高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高达35-40%，否则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加速发展，就必须把GDP的30-35%甚至40%用于投资。二是以马克思为代表，认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间不平衡造成经济危机，投资与消费不是独立的，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凯恩斯认为，短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条件是，计划的储蓄等于计划的投资，即计划的收入中未打算用于消费的部分（即计划的储蓄）都应该通过适当的途径全部转化为投资。三是以索洛为代表，认为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投资生产率是可变的，经济可以通过调节资本与劳动的比率，使经济稳定在一个平衡的路径上增长。

    （二）国内有关投资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研究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问题，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广受关注也有争议的问题。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指出，“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对于投资消费比例问题的重要性，全国上下认识一致。但保持多高的投资消费比例，长期以来存有争议。1961年，孙冶方提出，“不要笼统地说40%的积累率就一定太高不正常，25%的积累率就一定正常而不算多，积累率是否过高，决定于国民收入是否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所改善。”针对1992年全国投资率的又一次攀升，部分学者提出我国开始进入与经济起飞相伴随的高投资率阶段，并通过历史数据推算，要保持全国8-10%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保持35-39%的投资率。

    （三）湖南投资率的合理范围探讨

    国际国内对投资率的巨大国际差异性进行了长期研究，但至今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对于投资率的合理范围仍然存有分歧。本文借鉴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合理的投资率应该是使经济以自然增长率增长、投资和劳动得到充分利用、社会总供需平衡的投资率。假设经济按照技术进步和土地资源条件等因素所许可的最大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g增长；投资和劳动得到充分利用时的投资效果为k，即每增加一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资；社会总供需平衡时的合理投资率为t。则有：g = tk。根据投资率与投资效果间存在相关，利用1978-2007年全省投资率与投资效果数据，求得线型回归方程k=a+bt中的a=0.291，b=0.062。于是，湖南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的动态数量模型为：g=(0.291+0.062t)t。应用该模型，计算全省不同经济增长率所需的投资率如表2所示。

    表2显示，要取得最优化的投资效果，即投资和劳动得到充分利用、社会总供需平衡，湖南经济增长10-12%时，全省投资率的合理范围为32.2-38.1%。这一结果与世界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实际平均投资率区间较为相近。

    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参考范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难以在动态数量模型中真实准确反映，实际投资效果也往往低于期望值，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往往会选择比理论值稍高的投资率。尤其是现阶段的湖南，逐步走高的投资率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经济结构基本相适应，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率是现实的必然。而且，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所需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改变，高储蓄率为全省的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保障，湖南的投资带动发展战略、投资率偏高的现实还应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一是湖南的历史欠账多，需要加大投资的力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和梯度推进战略，湖南作为非重点发展地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和项目支持相对较少，投入不足矛盾尤为突出。1978-2007年，湖南平均投资率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也因此低于全国0.4个百分点。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发展的历史欠账较多，一年要完成外国外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建设任务，投资率必然要高于已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二是湖南经济是投资主导型经济，需要高投入以维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十五”时期，投资对全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53.5%，2005年以来更是上升到60%以上。投资不足，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和扩大就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富民强省的总目标就很难实现。三是湖南经济正处于上升和结构转型时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供给能力薄弱，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投资需求强烈，维持高投资率符合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四是从实际情况看，1992年以来，湖南经济增长9-14.5%时，全省投资率保持在29-44%之间波动，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全国比还有空间。2003-2007年，湖南投资年均增长25.9%，与GDP 的动态关联系数为0.71，表明与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相协调；波动系数为0.06，表明投资增长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投资效果系数为0.3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1。数据表明，2003年以来，湖南投资率维持在一个基本合理区间。

    综合以上分析，为确保湖南经济在10-12%的区间增长，全省投资率应维持在38-42%的合理区间。

    三、湖南投资率逐步走高的动力机制

    从国民收入流量循环过程看，投资率主要取决于居民、政府、企业部门各自可支配收入占GDP 的份额、各自的支出结构以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

    （一）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易于形成高投资率

    2000-2007年，湖南居民、政府、企业部门在国民经济收入中的平均分配比例为53.1：12.8：34.1，与同期全国平均结构62.3：20.7：17.0和2000-2006年美国平均结构73.6：14.0：12.4比较，湖南居民收入所占份额明显偏低，政府和企业部门收入所占比重偏高。2000-2007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6%，分别低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幅8.9个和10.5个百分点。2008年上半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14.4%，分别低于地方财政收入增幅11个和8.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与政府收入形成了较大反差。由于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主要形成投资，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这种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易于形成高投资率。

    （二）居民高储蓄率易于形成高投资率

    2000-2007年，湖南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0.76，高于同期全国平均的0.75，低于2000-2006年美国平均的0.92和欧洲平均的0.97。从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看，2000-2007年湖南平均为47.7%，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7.1个百分点，低于世界2000-2006年平均水平13.9个百分点。低消费率形成高储蓄率，2007年湖南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高达58.3%。1978-2007年，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26.8%，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6.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为全省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易于提高投资率。

    （三）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易于形成高投资率

    由于湖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期阶段，全省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升级为重要手段，加大工业投资，加速投资在三次产业中的分配调整，全省三次产业投资结构从2000年的4.5：22.1：73.4调整为2007年的1.3：39.2：59.5、2008年上半年的1.1：36.2：62.7。其中，工业投资是主体，工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2000年的20.2%提升到2007年的33.5%、2008年上半年的34.3%。全社会投资向资金密集型的二产业和工业倾斜，易于提高全省投资率。

    2000-2007年，湖南新型城市化稳步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5261.73亿元，年均增长17.2%，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30.5%。其中，2007年增长33.6%，占比为29.3%，对投资的拉动作用较强。2008年上半年，全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573.14亿元，增长2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6.6%。1998年，湖南开始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开发投资随即高速增长。

    1998-2007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3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1998年的5%迅速飙升到2007年的17.7%、2008年上半年的19.3%。随着资金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迅速发展，新型城市化进程加快，也易于提高全省投资率。

    （四）政府、企业投资积极性及其软预算约束易于形成高投资率

    2000-2007年，湖南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预算、企业自筹、金融信贷、利用外资和其他资金，平均构成为5.9：59.6：17.5：2.8：14.2。其中，2007年为6.6：62.8：13.4：2.3：14.9。2008年上半年，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构成调整为7.3：63.2：14.1：1.5：13.9。数据表明，政府财政预算与企业自筹资金的比例逐步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稳步提升，加上能够得到金融信贷的保障，易于全省投资率提高。一是各级地方政府有扩大投资的动机和压力。追求经济增长、努力扩大财源的重要手段是上项目搞投资，软预算约束易于提高投资率。二是地方政府从所掌控的土地资源转让中获得了大量资金，加上金融体系等缺乏充分的独立性，为地方政府筹措投资资金提供了便利。三是地方政府在资源运用上没有明确的责任约束，在许多关键领域，如市场准入、项目审批、土地使用、资金融资、税收优惠等，政府仍然具有广泛的行政控制力，政府投资成本低、土地获取快，成为地方政府扩张投资的直接因素。四是企业有追求快速发展的动机。湖南公有制企业与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剪不断的关系，企业无需也不可能为经营失败承担全部责任，使得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动机甚至诱发经营管理者的道德风险。

    四、保持合理投资率的政策取向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就业形势和物价水平控制总体良好，民生得到显著改善，其中投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湖南投资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2007年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快速进入了高投资率时期，出现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如物价水平上涨过快，通胀压力越来越大，投资宏观效益下降，民生同步共享改革成果不足。2008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增长高位回落，除了年初严重冰灾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外，近几年来全省投资率加快走高，引发能源等资源性消耗增长过快、部分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投资效益难以充分发挥等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内部调整需要也是重要原因。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必然引发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性经济增长放缓、停滞甚至经济萧条，确保湖南投资率维持在38-42%的合理区间，具有越来越迫切的现实需要和重要意义。正确处理好国家宏观调控与全省发展的关系，确保合理投资率，仍然是湖南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任务。

    （一）正源头，调整分配关系，确保提升消费需求

    调整投资率的根源在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分配关系。只有通过调整分配关系，确保全民同步充分共享改革成果，确保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需求，才能从根本上调整投资消费比例关系，确保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合理与稳定。调整分配关系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调整宏观收入分配关系，即GDP在居民、政府、企业部门间的分配比例，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二是调整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关系，逐步缩小城乡居民间、高低收入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为此，可以借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经验，成立农民协会，提升农民的自我利益保障能力，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强化累进税功能；加强垄断性行业监控，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二）促根本，提高消费倾向，确保消费结构升级

    代表一种长期生活习惯的消费倾向降低，不仅会减少对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减少对资本品的需求，最终导致总需求减少，甚至导致相对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性经济放缓、停滞甚至萧条。提高消费倾向，加快消费结构提升，使民生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改革发展同步提高，这是确保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合理与稳定的根本所在。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费，投资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居民消费需求才是加快生产供给的不竭动力。一是除了继续满足人们吃穿用等消费水平的提高外，重点应放在满足人们改善住和行的条件上，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更持久。二是应进一步整顿市场秩序，优化投资与消费环境，提高投资与消费信心。三是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消除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保核心，优化投资结构，确保富民强省目标实现

    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是确保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合理与稳定，提高投资效益的核心。一是应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稳健的财政政策支出，并不限于建设性投资，还应包含直接增加公共消费和影响居民收入与消费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福利性支出。在加快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战略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规劝和引导企业的投资发展。二是应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作为一种诱发性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可以将民间部门的生产潜力释放出来。三是以新型工业化为第一推动力，进一步加大工业结构升级换代投资力度。

    （四）抓关键，提高投资效益，确保物价稳定

    确保稳定合理投资率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投资效益，这是确保物价稳定，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关键。1995-1999年，湖南投资平均效果系数为0.29，2000-2007年提升到0.33，虽然有长足的进步，但投资总体效益仍然不高，并推动了物价的快速攀升。确保投资率合理与稳定、提高投资效益、维持物价稳定，重点是加大技改投资、先进制造业投资，实施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同步均衡的发展战略。

    （五）固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完善的投资管理体制是确保投资率合理与稳定的制度性基础，是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应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考核体系，完善问责制建设，实行投资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一是金融机构应承担起推动居民消费，稳定合理投资率的调控职能。应消除行政干预银行信贷的行为，强化政府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要积极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金融中介机构、地方性银行，积极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为居民消费信贷提供便利和保障。二是应进一步规范土地管理、行业准入等政府行为，投资资源约束管理是基础，堵住高污染、高消耗是关键。三是继续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经济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要阻断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的低效扩张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