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际贸易的繁荣需要货币体系的支撑——如果亚洲经济体仍然局限在易货贸易阶段，它们的成功崛起就不可能发生。

　　这些年来，是否需要制定国际支付“游戏规则”的呼声时高时低。因此，法国今年选择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其G20轮值主席国议题就不足为奇了。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不时有人建议把固定汇率改为弹性汇率，或弹性汇率改为固定汇率，或回归金本位、建立一种新的国际货币，改变包括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货币的组成部分，取消或引进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或建议新的货币储备方式。

　　但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大的失衡意味着进行大幅调整时人人受害。

　　紧接着的是如何向一个更具可持续的阶段迈进，这需要从不同国家间的再平衡经济战略中作出决断。重新平衡只有一条路可走——赤字国家需要再平衡，同样，盈余国也需要再平衡。但是，高储蓄经济体选择的道路与那些负债率更高的工业化国家所期望的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去杠杆化、减少借贷，如果要避免下一轮的急剧调整，他们的经济再平衡就不能拖得太久。相反，许多新兴经济体需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并在出口行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确保其庞大人口的充分就业。

　　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不可持续状况大幅调整的政策应对常常以流动性的提供作为开始和终结。但极少情况下这是流动性暂时短缺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自2007年以来，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国家都希望别人相信：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便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只有当流动性作为通向更为根本性的解决方法的桥梁时，这种方法才管用。

　　一旦实现了再平衡，一个更长远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我们如何阻止危机再次发生？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强制实施外部性内化这一游戏规则的世界政府。因此，唯一的解决方式是各国之间的合作。最终，只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合法权利代表其187个成员国。但是这2个机构的治理架构已经过时。在危机最严重时期，是G20和G7组织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能力。但是合法地位和领导地位是并行的。缺少任何一项都不适合成为国际合作的平台。因此，允许G20演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实体合情合理。这样一种转变，只需一些投入和想象力，就可以生成一个单一、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

　　国际社会已经证明，2008年在全球经济将要跌入深渊之际，我们可以携手合作。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证明在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也仍能为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合作。我们是否可以成就一个更为稳定的IMFS？今后几年会有答案。正如中国人所说的，接下来几年会很有趣的。

　　（本文为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3月16日在北京演讲稿，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