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确实有专制、民主，人治、法治等性质的区分，但判断制度的优劣不能仅仅以这些抽象的标签为依据，更应该关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某种体制和制度的需求程度。具体到评价我国政治优劣的认知视角和评价标准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对于中国政治的优劣评价，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确切地说，就是应该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出发，看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公民权的保障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需求对政治体制提出了哪些变革的需求，政治体制是否对这些变革的需求做出了积极回应。如果政治体制对这些变革的需求做出了积极回应，在相应的制度环节和体制机制上实现了创新、优化和完善，就说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有活力和适应性的体制，比那些僵化和缺少回应性和适应性的政治体制有优势。有的学者在谈到中国政治优势时，把主要的关注点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实际上，仅仅说到这一点，并没有把我国政治体制的内在逻辑和优势讲清楚，而且还容易导致出现“权力集中”或“集权优势”这样简单和不正确的提法。

　　为什么我国的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上它取决于我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和我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和禀赋。与任何西方政治体制相比较，我国政治体制最根本的性质，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中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只要中国共产党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真正体现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呼声，制定并规划出能够满足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和科学的方针政策，我们党的领导就能够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就能够把我国的一切组织资源、权力资源以及一切政治社会资源，把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力量，把蕴含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的创造力、创业积极性和致富热情，都组织起来、调动起来，一心一意扑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这就是中国政治所独有的优势。这在以分权为主导的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国家，连想都不要想。

　　当然，我们这种制度文化也有它的危险性。最为根本的取决于我们的执政党能否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本色；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否始终防止和克服它的负面效应；我们的社会能否始终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活力和创新力；我们的文化能否始终保持海纳百川的本色和气量。只要我们的制度文化能做到这“四个始终”，就不会出现优势成为“谎言”的问题。

　　中华历史和文化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同发展阶段制度优劣的定性以及在面临问题和解决问题时的方式选择。比如我国目前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扩大和权力过于集中问题，政府对民生保障中的某些职能缺位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城乡和区域以及部门和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钱权交易和权力缺乏限制和乱用所形成的腐败问题等等。但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这些问题既然是我国在探索更优越的社会制度过程中出现的，它也只能依靠我们自身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解决。

　　近年来的各地调研使我坚信，科学发展观已经建立了一种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方法论和哲学。这种方法论和哲学的核心精义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不能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这个总目标下，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决定解决各领域问题的取舍和前后次序。不是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割裂开来，孤立地来解决单一领域的问题，而是统筹兼顾、五位一体、资源统一配置，实现最优化。(作者：陈红太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