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已经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和经济的正常循环，甚至威胁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一方面，过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收入份额和收入差距存在密切的关系。资本收入增长过快，劳动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国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二是城镇企业内部职工收入增长滞后于管理人员的工资增长。

另一方面，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导致外贸依存度过高，内需相对不足。研究表明，2004 年我国消费率为53.6%，降到了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我国企业不得不依赖对外贸易，这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风险。2003年，全球平均外贸依存度为0.45，发达国家均值为0.38，发展中国家均值为0.51，而我国2004年外贸依存度为0.68，远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空间和可能同在

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综合学者们的估计可以得知，2002—2006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乐观估计大概是50%，悲观估计是在40%左右。研究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相比，差距更加明显。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普遍经历了一个上升过程。1952年，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只有61%，１９70年代末上升到了68%，之后虽有所下降，但一直都维持在65%左右。1955年日本的劳动收入份额只有40%，此后不断上升，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一直维持在55%。

如果考察更长历史范围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则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在不断提高，而不是经历了所谓的U形曲线。例如，英国在1860—1869年间的劳动收入份额只有48.5%，一战以后该份额超过了50%，上世纪30年代超过了60%，二战以后则超过了70%，此后保持稳定。美国一百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也是从50%以下逐步上升到65%左右。学者们对美国1929年之前的劳动收入份额测算结果存在差异，一些学者测算结果为50%，另一些人则认为更低。福格尔的研究表明，1870年时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只有1970年时的一半，也就是说略低于40%。

和美国、日本、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还有很大空间。如果中国的劳动份额能从目前的40%左右上升到60%，劳动者收入将会有很大的提高，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过低与低附加值产业发展不无关系，之所以会陷入低附加值产业发展模式而无法跳出，主要在于我国的最低工资政策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落后产能不能淘汰，企业没有技术升级的动力。如果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工人能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拿到最低工资，加班能得到法律所规定的加班工资，他们的收入也会有可观的增长。

扭转当前状态，相关规制的推行更为重要

适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成果要合理分享的需要，是刺激国内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更是促进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升级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工资太低，使用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因而英国发明的机器曾经只能在北美使用。工资偏低同样是目前我国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调整与提升不快的原因之一。而要适时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必须发挥政府与工会两大经济主体的作用力，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途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他说，改变这种状况至少应该做好如下工作。

一、发挥国家和工会两大经济主体的作用力。第一，构建国家主导型劳动者维权机制，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首要条件。目前我国70%以上的劳动者在非公企业就业，加不加工资主要由老板说了算，政府干预的空间很小。过去在西德企业董事会中的雇员比例制和收入共决机制下，工会依据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来谈判雇员收入的合理增长；在日本，企业依据职工工龄的增加而提高收入等措施，都可以为我国借鉴利用的。我国政府应当像当年英国政府一样向企业派出工厂视察员，对于侵犯职工利益的行为直接进行起诉，而不能仅仅要求每个单位的工会一对一地进行集体谈判。第二，加强工会力量，实现劳资共决。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必须加强工会在工资决定中的谈判作用。通过劳资谈判，可以建立工资形成的共决制度。工资共决和利润分享制度可以抑制雇主对于工资的过分压低，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调整社会所有制结构基础上重点缩小国民收入在企业层面初次分配的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别，比只属于微调性质的再分配改良肯定重要得多。

二、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第一，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劳资冲突的核心是利益分配冲突，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效缓解劳资冲突，必须建立劳资政三方协调机制。西方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劳、资、政三方协调机制，而这一机制在我国还处于建设、探索过程中。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才能改善劳资分配，缓解劳资矛盾。第二，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工资决定的市场机制。但政府对工资的调节机制并没有相应跟进。在当前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的工资调节机制矫正市场工资决定机制，使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相结合，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包括两方面内容：

（1）职工工资增长的指数化。从劳动报酬的绝对量来看，劳动报酬应当使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收入量。要使劳动报酬增长与GDP增长大体同步，必须采用指数化工资，即每年参照GDP的增长率制定工资的增长率。

（2）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增长和职工工资增长等指标挂钩。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降低，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增长却很快。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快速增长，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政府不应当支持和批准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不合理增长，而应出台法规，规定企业高管层薪酬（含变相收入即福利）和职工工资增长、企业劳动生产率、利润增长保持一定比例。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长期看，必须提高经济效率。要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靠高积累、高投资推动，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积累、高投资的主体是国家，而在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高积累、高投资的主体既有国有、集体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积累、高投资表现为新增价值分配中资本收入份额较高，而劳动收入份额较低，这必然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压缩国内消费，不能发挥出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

正因为我国长期实行高积累、高投资的发展战略，劳动收入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在我国的高积累、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投资回报率较低，经济增长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作用有限。如果我国现在严格实施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制度和职工福利制度，劳动收入份额就会逐步提高，高投资、低回报率的增长模式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变。企业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逐渐转向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和产业，可以实现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良性循环。这也是我国产业发展走出粗放型发展，进入集约化经营的重要条件。实现产业发展的这一转变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会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国外贸依存度。